姜汝祥老师的新书自序，与家人火热分享。

没有自我的否定与颠覆，就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独立与尊严！
我相信，每天都会发生下面这样的事，无论是做老板的，还是做员工的，我们如何面对？

一个员工离开了公司,原因是他觉得他的上级并没有做到公司提倡的,所以,当他迟到的时候,上级处罚他,他就公开顶撞上司,他的理由是:

“我不介意有人当面一套，背地一套，因为是人就难免这样，但那是你们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不会侵犯到我的原则和利益。但是！如果用规则来约束我，我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的平台，即人人平等，如果你领导犯错可以不接受处罚，我就不能够接受处罚，除非你告诉我领导就是规则的制定者，可以不执行规则,而被领导就是规则的执行者，那，我无话可说。”

作为一个咨询师，同时也作为一家公司的经营者，我碰到了大量这样的人和事，每当我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这样的事件时,我觉得心底里无比的悲哀。想想十年前自己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时候,自己五年前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作的时候,不也这样吗?之所以离开,不仅仅是由于我对工作体系的失望,更在于当时领导我的人无能之极,说一套,做一套,让我无法忍受。

我在想，如果当时的国家计委，当时的北大光华，我碰到的是“刘备”这样知人善任的“领导”，我会离开吗？而如果不离开，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同样，我在摩托罗拉公司工作的时候，我的老板是很好的呀，我如果因为他们对我好，而不离开到美国上学，那今天又会是什么样？

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他的领导决定的吗？谁对下岗职工的命运负责？

想到这样的假设，我不禁感到一丝后怕。因为这几乎意味着，一个人的命运基本上是由他的直接领导决定的，无论我们所奉献的体系是不是正确的，哪怕所制定的原则与规则是错的，只要管我的领导“知人善任”，我就高高兴兴地服从。否则，哪怕所制定的原则与规则是正确的，只要领导差劲，那我一样要离开。

我在想，如果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国营企业领导，如果每个人都象刘备这样“知人善任”，那么，还会有那么多人离开国有企业，出来打工出来赚钱吗？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到目前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地方，仍然在实行人民公社，每天农民仍然集体出工，仍然在计工分，个人仍然没有资产，连房子都是集体盖的。

电视在演的过程中，我感觉心里涌起阵阵冷颤。在我的印象中，人民公社早就死了，那是一个剥夺个人自由，违反经济天性的“乌托邦”，可为什么在体制上已经证明完全失败的人民公社，仍然在活着？

 ；答案是，有一个好领导，他一心为群众，他在按市场经济的原则对外经营着人民公社，但对内，一切仍然是人民公社的集体管理！

之所以我心里会涌起阵阵冷颤，是因为我在想，如果这个领导那一天“失常”或犯重大错误，甚至死亡（死亡是一定的），而他的儿子又无法象他一样知人善任，那这些人民公社的社员怎么办？

我们无数的国有企业的员工下岗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以我的角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假问题，这么多农民工都能够活下来，为什么国有企业倒闭了人反而活不下来了呢？排除很少一部分已经年老体弱的员工，大部分员工应当高兴才是呀，因为外面的体制比国营企业好多了！

但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不是！相当多的下岗职工都是正当年，相当多的下岗职工不是选择找市场，却选择了找政府！我在想，如果早的时候，这些国有企业的领导要都差劲点，这些员工都忍受不了他的领导，冲冠一怒，走人！那今天他们会如何？

我保证，那些主动离开国有企业的员工，大多活得很好。这样一想，那些知人善任的国有企业的领导，岂不是里外不是人?难道他们真应当对今天下岗职业的贫困生活负责？

一个成年人的责任是什么？自由选择并不是自我放纵的借口！

我觉得，如果存在着自由的职业选择的时候，任何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应当由每个人自己负责。我们是成人，成人的意思就是上帝给了你自我负责的能力！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每一个成人都不应当把这个权力交给任何人。

这样一想，我们就突然发现作为一个成年人，责任到底是什么？――上帝让成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把选择权交给了你，但选择的标准并没有给你，这才是责任的真正含义，否则，成人自我负责，不就成了每个人自我放纵的借口了么？

我们是成人，我们对自己负责，但责任的标准仍然在“上帝”手中（否则，人不就成了上帝？），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神性”，仍然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价值！

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人有人性。而人性之中，其实包含着两个相反的方面，一个是“神性”，一个是“魔性”或“兽性”。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或者说一半是人，一半是兽，我想，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本性。

既然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谁比谁好多少？在表面对你好的背后，谁知道背后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衡量自己的选择的时候，就不应当以自己的领导为标准，确认他做的如何。因为如果我们的判断依赖上级，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一个依赖于上级的人，哪有什么标准？

做一个商人最基本的标准是什么？市场经济最根本的标准，就是公平竞争，平等交换，那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体现。任何一个成人，只要你进入公司就要记住一点，企业中存在各种问题，无论是老板不懂管理，还是同事不配合，无论是产品质量有问题，还是市场不景气，都不是你不提供结果，不创造价值的理由。你提供价值，只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交换有关，你拿了一份工资，你就要提供相应的结果，这与任何一个人包括领导者的无能无关，只与一件事有关，那就是你拿了工资，就要提供相应的结果或价值，平等交换，天经地义！

这就象一个优秀的职业球员，无论踢球报酬多少，也无论教练同事有什么问题，都不是你不好好踢球的理由，你认真踢球只与一个原则有关，那就是你是职业球员，只因为观众只有一个要求：请给我结果！

也许有人会说，那我们提供结果，提供价值，很大程度是与领导有关的呀，他做得不好，会影响我们提供价值呀？是呀，就象裁判不好，当然会影响踢球，但什么是职业化？所谓职业就是哪怕环境再恶劣，我们也要尽力踢好球，领导再差，我也要尽力追求结果。我们并不是裁判或领导手里的机器，我们是有着主动追求能力的人！

我想，这就是职业化，职业化的本源，职业化所遵循的是市场经济价值平等交换原则――我们努力工作只与结果交换的市场经济原则有关，与任何人无关。

坚决服从某个人是奴性，可坚决服从规则却是一种美德

所以，我觉得坚决服从某个人是奴性，可坚决服从规则却是一种美德。在规则之下，在边界之内，才有所谓的自由！为什么市场经济首先在西方建立，而不是在我们这样的文明古国建立？原因就在于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对制定规则与服务规则的强调。

大家都知道，在基督教中，人生而有罪，所以要相信制度而不要相信人！而制度的背后又是什么？并不是所有制度都是合理的，合理的制度是那些符合规律的“约定”。

当基督教说人是不可以被相信的，只有“约定”――制度才是可信的，这个约定并不是随便制定的约定，而是人与上帝之约――只有神，才能提供值得依赖的符合规律之约！“上帝之约”要说的，不要相信与“人间英雄”的约定，无论这个人多么伟大，而要相信超越人间英雄的“神性”原则与规律。由此，西方社会就获得了一个支点，一个与市场经济组织相一致的个人主义――既有个人选择的尊严，又有遵守“约定”的组织人格,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精神的起源！

由此我们发现，市场经济的财富积累与竞争并不是伦理道德层面的对或错，也并不需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好恶作主。市场经济的财富积累与竞争是“神性”层面的对或错,要以原则或规律作主。亚当斯密关于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会通过一个竞争本身的结构因素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事实上只不过是从经济学上证明了神性的存在――这个“竞争本身的结构因素”，就是自由竞争，公平交换，就是不依赖于任何人的规律。

“神一般伟大的规律性”，就是“神性”！

柏拉图说过：“若神不在，一切皆无”。当我们讲“神性”的时候，无非是在说，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些不言自明的原则，存在着万物均不可违背的规律。所谓时势造英雄是也！我们每个人的成功，从根本上讲，不过是对自然法则和价值公理的遵守的过程，没有了内心深处对自然法则和价值公理的遵守，我们还有什么？

所以，我们每个人内心对人类自然法则和价值公理的追求既是我们奋斗的动力，也是我们苦难的来源。我们之所以痛苦的原因，因为我们是人，是人就会犯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永远正确，永远不错，所有的成功都是对规律遵从的结果。

这样我们就懂了，任何领导都不能够代替原则与规律，领导做错，并不是我们犯错的理由，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或不那样做，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这件事是不是符合事情本身的内在规律。由此，我们每个人才能获得独立，自尊，责任，权利与义务，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并不是为哪一个人工作，而是我们每个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诺—－如果没有规律遵从，那么个人价值就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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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最近几百年的落后，是文化，体制与思维逻辑方式的落后

正是规则这一点上，问题就出来了。中国式的自由往往是相反的，因为中国式的自由是两个极端的自由。一个极端是“水浒式”或“孙悟空式”的自由，是破坏规则，找规则漏洞的自由。在这种自由下，我们崇尚的英雄，自然大多也是水浒式的――在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帜下，以江湖义气代替人文规则，在对仇家报复的时候，“连杀一十三口”、在大街上“杀人如麻”，同样是英雄壮举！

中国式自由的另一个极端是“自我修炼”式自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求解脱，寻求生命的意义，在这种超越于现世追求完美的心态下，要么是一事无成堕落为“愤怒青年”，要么是大彻大悟成为先知不问世事。

为什么会这样？源头在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文化。农业文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民没有原则”。我们想想，农业要受到天气的影响，农民就被天气摆布，看天吃饭，听天由命，被天气摆布的人怎么会有原则？没有原则，所以就认为“有用就是好的，没用就是不好的”。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权谋文化、实用主义文化的起源。

农业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农民天生喜欢多元化”，我们也想想，农业既然受天气的影响，那么，靠天吃饭，靠不住怎么办？所以，就要兼业――不仅种粮，还要抽空打猎，还要哺养牲畜，还要学会手工编织，甚至还要学会做些粮食深加工，如做些食品去卖之类。结果是什么都会，但又都只会一点，没有真正的专注与专业。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多元化思想与中庸辩证法思想的源头。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小农思想可以概括的。但从整体上讲，当工业社会甚至信息社会来临的时候，惟小农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就会成为中国企业成长壮大的阻碍。据说，有中国人曾经迁移到寒冷的某个岛上，以打鱼为生，但他们总要在山上敲开坚硬的冰层撤下种子，看是否能种出点什么，由此可见农业文化的强大。

历史和文化从来都不是罪恶或宝藏，历史和文化是我们脚下的土地。在中国目前所进行这场工业革命中，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给我们提供足够的动力，但我们可以拥抱世界一切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来塑造新的文化！

如何拥抱？我们不要象一百多年前的先辈一样，搞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不要以为买来洋枪洋炮，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要以为中国的问题，无非是炮不坚，船不利的问题，不要以为西洋的强大，无非是有些奇巧淫技而已。我们应当懂得，我“中华帝国”在最近几百年的落后，是文化的落后，是体制性的落后，是思维逻辑方式的落后！

我承诺：我肯定我的独立与尊严，我颠覆我的依赖与权谋

观念的落后比外在的技术落后更可怕！所以，我写《颠覆》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想过用《变革》做为书名。但我不用《变革》这本书名，而选择《颠覆》，是希望读这本书的人，不要站在公司的角度，而是站在公司员工的角度；不要站在旁观批评者的角度，而是站在直接参与者的角度；不要站在受益者的角度，而是站到正经历着变革痛苦的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去思考与体会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想想吧，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了二十多年，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中获得了好处，都在物质上享受着市场经济带给我们的利益，但我们每一个人懂多少市场经济精神？又拥有多少市场经济精神？我敢负责地说，大部分人并不真正拥有市场经济精神，把赚钱等同于市场经济，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荒谬！

市场经济是一种个人责任的经济，一种从强调伦理道德的农业经济，上升到强调规则与权利等“神性”的法治经济！这一过程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完全是一场思维的颠覆！没有这种对自我的否定与颠覆，就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独立与尊严，更不可能有真正强大的中国企业！

如何行动？从学习榜样开始，当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绝大多数是那些正直，诚信，讲规则的公司，像ＧＥ，象可口可乐，象摩托罗拉这些世界级公司是不是如此？当这些世界级的公司老板与员工，“学好就赚钱”“赚钱更学好”的时候，对比之下，我们现在那种“学坏就有钱，有钱就变坏”是一种多么荒唐的逻辑？

所以，在经营公司的逻辑上，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基本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上，我们正在面临一个历史使命，这个历史使命的主题词叫：颠覆！――把那些颠倒的逻辑再颠倒过来！

如果说，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成功，就是市场经济就是对传统计划经济颠覆的成功，那么，我们要想在中国企业群中建立一批世界级的伟大公司，就必须对经营企业的逻辑来一个颠覆，按那种“变坏就有钱，有钱就以坏”的商业逻辑，不可能建立起真正伟大的公司！

面对２１世纪的盛世中国，面对未来中国强大的世界一流公司，我承诺，我肯定我的独立与尊严，我颠覆我的依赖与权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