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为何无法成为企业家？

    山西盛产煤老板，却鲜见企业家；煤老板为什么当不成企业家，因为煤老板一无商业文化内涵，二无信仰，三无创新精神，我们看待煤老板现象如同看待一场瘟疫，不明白如此野蛮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现象如何在现代社会重演。最主要的原因是，拥有煤炭开采权本身就不是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而是商人逐利与官员寻租共生的结果。

    煤老板之“罪”

    他们不是企业家，而成为暴发户与血汗工厂的代名词。煤老板是三无产品，几乎成为无文化、无信仰、无创新能力的同义词。如此巨大的道德与能力指责不是煤老板能够承担的，而是催生煤老板的土壤必须承担的罪责。

    煤老板一无商业文化内涵，与煤老板能够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诚信、不是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精神、不是初始之初的战战競競如履薄冰，而是一掷千金购买豪宅，是品位低下挥金如土令人咋舌。煤老板二无信仰，才有令人震惊的黑煤窑童奴现象，不仅违法使用童工，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满足，有基本道德信仰的人无法做出如此无底线的事。煤老板三无创新精神，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煤炭资源，用简陋的方法挖掘，通过煤炭的稀缺性换取大把现金，我们没有看到小煤矿出现组织结构与管理结构的创新，更没有看到技术的创新。

    我们看待煤老板现象如同看待一场瘟疫，不明白如此野蛮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现象如何在现代社会重演，而没有手段去禁止这样的经济组织复制蔓延。

    不经意间，煤老板正在以悲壮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继钢铁和航空上演了“国进民退”后，煤炭行业史无前例的大整合正在山西省热闹地进行着，山西省煤炭业正在进行一场“国进民退”的大整合。2009年初，山西省出台了《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该规划明确提出，“到2011年，全省矿井数量减少到1000处，矿井单井生产规模达到90万吨/年以上。到2011年，形成三个亿吨级和四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大集团煤炭产量占到全省的75%以上。”按照山西省政府改革计划，到2010年底，全省共有2012座煤矿要被兼并重组，其中，由山西省内五大煤矿集团兼并重组的煤矿共1161座，地方兼并重组的为693座，到2010年底，参与兼并重组的2000座矿井仅保留479座。最终整合的结果是要将山西省拥有企业主体的煤炭企业数量从现在的2200个变成100个左右，矿井数将由2598个压缩到1000个。

    驱逐了煤老板，山西就能迎来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就能复苏晋商传统？如果驱逐煤老板，迎来的是计划体制，山西最多回到1979年以前，而不能承接自由精神的商业文化。

    商人逐利与官员寻租共生

    煤老板为何无法成为企业家？

    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能源产品，拥有煤炭相当于拥有硬通货。也就是说，拥有煤炭开采权本身就不是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而是商人逐利与官员寻租共生的结果，是官煤勾结的结果，而不是自由商业精神竞争的结果。

    山西严查官员入股煤矿一直是重点新闻。来看主流网络媒体新华网的报道，截至2005年10月12日，山西省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工作进展顺利，全省共清理出922人投资入股煤矿，涉及金额9257.74万元，其中已有836人撤出入股资金4077.33万元，对剩余的86人的撤股工作正在进行中；2006年6月5日，人民网报道，记者从山西省纪检委执法监察室了解到，山西省清理官员投资煤矿，到目前为止，已有1126人撤资1.7亿元，平均每人撤资10多万元。截至目前，已经明确申报的1000多名投资入股人员已将投资入股资金按要求全部撤出，其中有140名投资入股人员上缴收益115万多元。

    围绕煤炭行业生成的利益链条毒化了公平竞争的土壤，使法治精神与公共服务成为暴利树上结出的恶之花。

    2009年4月20日，《南方周末》刊文披露毒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以治理超载为例，最早的拉煤车是三轴车，额定装载20吨，恶性竞争之后达到90吨。超载的一个秘密是，地方煤检站为了完成任务，往往开一张100吨的票，“没有找零”，这意味着车主如果不想赔本，必须超载。为了和煤检站斗法，车主们纷纷将车子从三轴改为四轴，还加上了挂车，这样一次性就可以拉180吨到190吨，这几乎相当于四至五节火车皮。

    煤炭流通领域的怪胎——煤检站也最终默许超载，只要能罚到钱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临汾乡宁县的拉煤老板纷纷加高车辆挡板，甚至加到了1.5米的高度，最终由于高度已经达到了收费站顶棚的高度，这场煤老板和政府的超载斗法才得以停止。

    “只要有一项关于煤炭的政策出台，各部门都能从中搜罗到可以发财的地方。”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

    政府检验与督查部门靠煤吃煤，煤老板在奉上灰色成本后不得不与煤检站等部门斗法，结果是双方成为利益的争夺者，而不是经营者与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企业家精神的沦丧根源

    最重要的是，产权流失之忧加剧了短期行为。2006、2007年“温州炒煤团”最终都在山西栽了跟头。其中一方面是政策不稳定，另一方面就是小部分山西地方政府官员戏弄了这些财大气粗的炒煤团。一般操作手法是：县里利用政策上的先知权，知道煤矿很可能因政策原因被关掉，首先放出煤矿要出售的消息，温州人来到当地就买煤矿，结果买了之后就要被关停。

    无论是低价获得煤矿的寻租者，还是有意无意受到蒙蔽进入煤矿行业的沿海企业主，他们要降低成本最好的办法是倒卖煤矿产权获得高额租金，而将政策风险转嫁给接手的下家。2008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刊载典型案例，山西省孝义市东风煤矿，从2006年3月开始，在短短不到3年时间里，这个核准年产9万吨煤的小煤矿，被3次非法倒卖，倒卖的背后，则是政府干部参股经营、甚至伪造政府文件骗取工商登记等一系列的违法行为。

    产权的不固定导致行为的短期化，没有煤矿主为环境负责，为工人的生存条件负责，作为经济理性人，他们惟一考虑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赚取最多的利润，使投资回报最大化。这是制度摩擦成本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煤老板退出煤炭市场后也未能在其他行业重整旗鼓。首先，在重要的资源性与主要重化工业领域，“国进民退”如火如荼，煤老板们会与其他企业主一样遭遇玻璃天花板。

    其次，退出实体经济领域的私营业主的主要避险途径是进入楼市与股市，这已经给他们带来了不菲的回报，相比实体济领域，虚拟经济的产权关系更为明确。

    第三，煤老板们并没有从这一轮“国进民退”中得到新的产权与法律关系的洗礼，相反，由于产权被低价剥夺，他们的预期更不稳定、行为将更加短期化。

    无论是谴责或者同情煤老板，都不应遮蔽我们对产生煤老板土壤的制度性分析，这一分析将让我们看到企业家精神的沦丧之缘，摆脱对单一阶层的道德谴责，进入更深刻的制度层面分析，并对目前以驱逐煤老板的方式培养新产业抱持冷静而客观的态度。